俄国家海关委员会：暂时禁止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出口谷物

来源：《澳门周报》创刊号（2022年12月19日） 进入专题： 特别行政区 宪法认同 。

在监察立法工作层面，法律优越原则之适用的一个前置问题是: 监察机关有权制定法吗？它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处于何种关系？我们看到，2018年3月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国监发名义连续制定并印发了多种规范性文件，然而，目前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并没有关于监察法规的明确规定，故而学界对此争议颇大。这意味着，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制定的内部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联合发布而未冠以国监发字号的规范性文件，都无法作为监察活动的规范依据。

与此同时，还需对行政解释、司法解释、监察解释统一制定专门法律，以此区分它们与立法解释之间、与法规之间的差异，避免以释代法等现象。由此，我们必须要追问，谁来监督监察机关。对于这个问题，您是如何看的呢？如何对监察机关的权力进行监督呢? 秦：国家监察法设计的对监察权行使的监督制约制度虽然强调了内外结合的总体监督，但更偏向于内部的控制监督，因此监察领导体制尤其是决策体制是否科学，内部工作机制是否完善，将决定监察机关内部监督制度运行的成败。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存在根本不同，不能照搬西方议员惩戒的各项制度，但合理学习借鉴也有所裨益。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例如《监察法》第5 条规定的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原则，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7 条规定的四种形态在监察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夏：就监察立法权限问题而言，法律保留原则要求某些法律事项必须由法律规定，监察机关不得僭越，或非经授权不得补充或创制。要加快推进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努力锻造政治强、业务精、务实担当、清正廉洁的过硬法院队伍。

四、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要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增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信、底气、定力，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要服务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确贯彻实施宪法法律，配合做好相关立法修法工作，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新征程上，人民法院要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治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止争、化解矛盾，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要落实三严三实要求，抓实作风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报告专章阐释全面依法治国的地位作用、总体要求和重点工作，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充分彰显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 ） 进入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 司法服务 。新征程上，人民法院要加强民生司法保障，依法审理教育、医疗、养老、育幼、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案件，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保护，加强个人信息司法保护，深化家事审判改革，通过切实实施民法典更好保障人民权益的实现和发展，服务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人民法院要深刻认识公正司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严格公正司法上进一步采取硬实措施，坚决把党的二十大关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要深化行政审判体制机制改革，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服务法治政府建设。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提升涉外司法质效，深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报告对严格公正司法专门作出重要部署，这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论述、专门部署法治建设，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重视，充分彰显了我们党矢志不渝推进法治建设的坚定决心，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规范司法权力运行，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动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促进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新征程上，人民法院要始终牢记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全面、系统、整体地把党的绝对领导落实到法院工作各方面各环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紧紧围绕严格公正司法深入推进司法领域改革创新

[22] 五、超越专业槽的附文 在我们阅读这本书时，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全书主体部分后面有三篇文采飞扬的附文，附文的写作更为活泼、灵动、直抒胸臆。[17] 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换言之，劳动是取得公民资格的条件，公民因而负有劳动的义务。因此，阎天所提出劳动宪法的学术命题，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在研究中复兴这五种价值，从后面的几章的内容我们发现，阎天试图在很多问题的解释中将这五种价值找回。如何去发现这种痕迹？如何从宪法并未明确提及的法条中解读出这一形象？这就需要去问，阎天所谓的宪法维度是什么？ 三、意犹未尽的宪法视角 阎天主要是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展开分析的，他特别擅长于对某个劳动法规定的宪法教义学抽丝剥茧的解释，比如在第四章对按劳分配的十五条宪法涵义的分析，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仰望中国人民用劳动发展宪法、用宪法保卫劳动的恢宏实践。

而且阎天非常直接地提出了劳动宪法这样的概念，其他的宪法与其他学科的互动研究中似乎没有创造出某种概念范式。这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呼吁，而是有着自身的现实意义，能够对当前的一些棘手问题提供解释的指引，为某些解释提供规范指引。

[15]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宪法条款都排斥制宪权，如宪法序言的很多表述是具有创造性的，就是带有制宪权的意味的。阎天通过对宪法制定和实施中的各种材料的分析，构建了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历史叙事、揭示了其内在逻辑、阐发其规范含义。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基础显然不是公民逻辑，不是权利逻辑，而是阶级逻辑、革命的逻辑。至于第三种形态的劳动宪法，阎天认为在美国是不可能有的，回到在中国的语境下，阎天也对此有所保留、没有太关注第三个层面的劳动宪法，阎天对他的这种选择做了说明，概括来说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三种形态的劳动宪法不具有解释学的意义、宪法创制后人民就退场了以便更好维护宪法的安定性、人民退场后就斩断了劳动与宪法之间的逻辑纽带、作为革命遗产的第三种形态的劳动宪法不能也不宜进入到日常政治之中。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阎天在两种视角中来回往返，他一方面想要坚持宪法教义学的解读，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或者调用政治宪法学的解释路径和资源。笔者并不认为阎天自己没有价值判断，阎天这本书的正题如山如河本身就是对崇高的劳动精神、伟大的劳动人民的致敬，而在他那热情洋溢的后记倒数第二段，他激情澎湃地写到，劳动是中国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和伟力，如高山般肃穆，如大河般热烈，既无可撼动，更无可阻挡。对于这两重形象的张力，需要如何去解决解决呢？阎天对于这个问题给出的结论是非常开放、但更像是未完成式的回答。阎天2019年在北大开设的劳动法课程的结课辞构成了附文三，他提出劳动法是冲突之学，既有角色冲突，也有机构之间的冲突，还有价值冲突，最后还包含了理念的冲突，这些冲突可以被概括为代际冲突，即前《劳动法》时代与后《劳动法》时代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变问题。

再如，导论部分对第42条公民的劳动义务的解释中提到，如果不劳动，就不再是人民的一员了。那么，具体应该如何展开劳动宪法的阐述？ 二、劳动议题如何宪法化 阎天对劳动与宪法的关联的塑造，并不是简单地机械诉诸宪法中的某些条款，他不仅超越劳动法进入到宪法视野，通常还能从法条的解释进入到立法修法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中，在多种理论资源和学术史料中纵横捭阖，这本书的每一章的分析都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研究的标杆。

[11] 参见邵六益：《论劳动法作为特别公法》，未刊稿。对此还要多做一些解释，因为我国宪法中似乎没有对工人、农民进行界定，这是否表明无法通过宪法完成上述工作？笔者认为，除了政治宪法学的论述外，我们还可以从宪法社会学视角推进劳动宪法议题的研究，不成文宪法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⑤]以及，在过去的港澳基本法研究中也常将基本法视为小宪法，当然这一提法已经被放弃。[21]这种张力及其背后的生命力，的确是我们理解八二宪法时必须带有的基本视角，但是阎天如此开放、未完成式的回答，显然是容易让读者继续有所期待的。

那么，阎天所说的劳动宪法，与宪法教义学有什么样的关系？ 阎天并非简单地将劳动宪法局限在教义学上，他从三个层面上来理解劳动宪法。[22] See Stanley B.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03页。第一种形态，劳动作为宪法规制的一个领域，如宪法第42-44条。但是，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从宪法条文中找到答案，仍然以阎天在第五章破产管理中的主人翁与受害者的两种形象及其关系为例，关键是探讨如何从受害者变为主人翁？但阎天在书中并没有花精力去论述如何实现角色的转变，他只是提到需要借助宪法资源实现合题。

中国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官方不太敢于去支持工人群体的类似主张，在遇到群体性事件时地方政府一般采取维稳的立场。至于阎天解读出的由劳动来识别人民，则是政治层面的人民条款，这一意涵难以从第42条引申出来。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从附文二看出阎天这一思考的开端，也可以在附文二与成型后发表的导论的比较中把握他的思考脉络。阎天的多处论述中都存在这样的张力和紧张关系。

劳动者的主人翁形象背后宪法中所蕴含的光荣价值，与受害者形象背后宪法中所蕴含的生计价值，被置于一个同等的位阶上，既然我们无法回答应该赋予哪种价值更高的位阶，我们自然也就无法回答，到底该重视哪种劳动者形象。但是在政治层面上来说，这些不同阶层之间是有领导者有被领导者的，人民在政治上是分化和分层的。